「去吧~個案都在系統裡了」XDDDDD

不知道為什麼,寫下標題的時候,就想到這個很鬧的話。其實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大個管還是小個管,只知道好像各種個管都要包山包海。

長照個管、職重個管、身障個管,最近才知道原來學校系統裡也有個管老師,當然不能忘了衛政裡的毒防個管,還有不叫個管,但就是在做個管工作的自殺關懷訪視員、精神關懷訪視員。還有一堆社工,家暴社工、加害人處遇社工、心衛社工,等等等等,族繁不及備載。每個局處每季都在開跨網絡聯繫會議,厲害的是個案好像從來不重複,但實際對個案到底產生了什麼幫助?個案的生活有沒有改善?這些資源真的有對症下藥嗎?這可能是我要追尋一輩子的靈魂拷問也不一定。但這種時候,就會覺得我好像一直都在比較外圍的位置看這些個管來個管去,很多人其實從頭到尾根本也沒有個案處遇目標,也不懂為什麼每兩個禮拜、每個月、每三個月要去看一次個案,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看什麼,也不知道看完以後要幹嘛,反正每個月薪水照領、差旅費照領,個案穩定就醫、回診就可以再轉給下一個個管,最後個管在系統內沉澱,個管也在系統內腐化,整個大系統從來沒有真的接住誰,說到底還是回到個人造化,這樣說起來好像也滿道家的,無為而治、順應天命XDDDD

但我自己幾乎每次外督,都在問「那到底各種個管和專師之間,應該如何做責任區分?又要如何通力合作?」為什麼看似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了該位置該做的事,被個管的人卻沒有往我們想像中更好的方向前進?

我的一個個案A,14歲,和外祖母相愛相殺,我到後來才知道案母也是另一個社工的個案;還有B、C、D......Z,一家多案不在少數,有時候跨網絡會議開完,外督會建議家庭工作要整合,但大部份時候外督都會建議把所有家人分開個管,有精神症狀的丟心衛中心、年紀大的丟長照、年紀小的丟社福、可以上學的丟教育局,然後就可以各自解散!?所以社安網真的是一張網,因為大家都在單兵作戰,把家庭裡每個人的關係都拉遠了,卻承接不住任何人。那到底為什麼要做個案管理?每一次因為社會重大案件而加強的到底是什麼?中央制定了一堆政策,卻從不重視各種基本人權,會不會到地方只是更嚴格的KPI,即使招募更多人力,其實也不過就是更多矇上眼的馬,盲目地被驅動,而自己根本不知要趕往何方?

之於我,精神障礙者的個案管理是一個確保障礙者能穩定於社區生活的專業,但這個專業仰賴於與其他各種不同專業的合作。我們中心的一個個案甲,因為早年酗酒又有暴力行為,導致眾叛親離,飲酒行為不只傷了他的人際關係網絡,也傷了他的腦子,隨著年齡增長,生理功能退化,醫院發現好像無法負擔他的內科問題了,擔心人死在醫院,乾脆趁個案鬧著要出院時,直接以案主自決為理由,讓他返家了。個案出院後沒有固定住所,也沒辦法配合居住型社區精神機構的要求,還併發內科症狀最後進了內科加護病房,再加上出院後無法規律服務,幾經波折,終究還是回到精神科病房。在這個過程中,心衛中心到底能做什麼?我們得要跟醫院交涉,討論如何穩定個案精神症狀,跟社會處交涉討論個案居住所問題,最後還要派出護理師協助處理內科症狀!?

我的個案乙、丙、丁......癸,也都要仰賴勞工處、長照所、機構,甚至是工作單位僱主的支持,才能穩定地在社區裡面生活,而所謂的“穩定”還有可能是每年寒暑假就會大發作一次,又要吃藥藥、又要割手手,把自己關在家,或者又不知道在哪個交友網站認識什麼樣的人,心甘情願奉獻一切,等一無所有再回來重新討論、規劃生活。然後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盤點網絡資源,到底有多少社工、多久要看一次醫生、平常可以去哪些地方,要不要做職業訓練?很多時候,在外督時間,我都在哀嚎著,為什麼我堂堂一個職能治療師,最後還是要做這些根本個管就應該可以搞定的工作?所以中央到底怎麼想像整個社安網?或者不要說整個社安網了,光是心衛中心的任務分配就好(也實在是我真的不想管社福系統了,大概是敝縣的社福系統真的太神秘,我完全搞不懂他們的邏輯啊~)。到底設置心衛中心的目的是什麼?說要個管那到底要管什麼?如果只是依收結案標準,我看到的還是就醫、吃藥,但也確實以我們的權限,真的做不了什麼,能做的也就是陪回診、陪打針,心衛中心訪員和陪回診的居服員的差別,大概就是當訪員的心臟比居服員更大科,因為至少訪員都還是唸相關科系的,但真的唸過護理、社工、心理、職能就懂怎麼做精神障礙者個管工作嗎?

我的訪員同事有些根本連認知功能障礙導致的生活失能都不想搞懂,有些則是毫無界線也搞不清楚自己的工作內容到底是什麼,而社安網的教育訓練提供了什麼?說實在,好像也不是很重要。就像早期,我還會想要介紹一些厲害的老師替訪員們上課,後來發現根本是對牛彈琴,浪費時間。而主管、上層也不一定覺得這些事重要,甚至只是追著KPI在跑,完全忽略助人工作的本質,於是我也只能學會佛系工作,有心的個管,我們認真合作,無心的個管就是同事,說實在,無心個管也真的不會轉案給我就是了XD

所以我就需要一次又一次反思自己,到底是我管太多,還是大家真的做太少?又,在每一個當下和個案討論的,到底是個案的需求,還是我的期待?哪時候我應該做好個案管理就好,哪時候又要更治療導向一些?我覺得這些靈魂拷問除了透過外督一次又一次的釐清以外,現在還有一些我在講課的時刻,也會有一種打通任督二脈的感覺,在介紹心衛中心功能的時候,在宣導精神疾病去污名化的時候,在講解精神疾病識能講座的時候,又或者在製作識能手冊的時候,我看著眼前聽我講課的人們,想像著他們會怎麼與精神障礙者互動,然後想通了一些我可能一直想不通的環節。就又覺得在現在這個位置,好像已經是我目前能想像到,最能做各種倡議實驗、教學實驗、治療實驗的地方了,和個案持續地一起掙扎、前進、後退,和第一線人員持續地腦力激盪,想像死掉的腦細胞大概會化作春泥,滋養大地,孕育出更肥沃的土壤,就有機會開出各種顏色、形狀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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