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事情是這樣，經過社會化後的我們，知道人類社會還是會追求一定程度的和平，因此即使是在跟好朋友相處的時候，我們也還是會不由自主地從眾，但總也有越想越不對勁的時刻，總也有覺得自己不被尊重的時刻，總也有覺得自己被冒犯，但又覺得講出來好像很小題大作的時刻。我後來發現DvT不僅僅只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彈性，讓自己找到在這些令人為難的時刻如何自處的方法，它其實也是在讓我們學習體驗如何在各種場合覺察到群體內其他人的狀態，然後我們可以決定要怎麼做。我們要主導團體氛圍、還是積極關照團體裡較不舒服的人、又或者要繼續配合著其他人。
在DvT的團體帶領練習中，我們總是喜歡放一個協同帶領者，我自己現在對協同帶領者的體會好像就是那個積極關照者，在DvT裡帶領者要主導團體氛圍，即使是用一種無為而治的態度在進行，這個人其實還是承擔著帶領團體方向的責任，帶領者要能夠覺察團體現在想要去的方向，思考這個方式的慣性在哪裡，思考成員們對這個方向的動力來自何方，留意到成員們各自過往的經驗如何吸引著大家往那個方向前進。而協同帶領者就需要留意到有誰是比較明確地不想往那個方向去，即使這個人表達了，但因為團體的動力太過強大而無法停下來的時刻，協同帶領者如何協助跟理解落隊的人，如何讓帶領者調整團體前進的步調，並且能夠讓成員們意識到有人落隊了。
這個「落隊」有種種可能，可能是對大家關心的方向沒興趣，可能是對速度的不適應，可能是根本沒理解大家在做什麼，如果只是單純的落隊，那協同帶領者大概是確認成員的位置（團體動力中的位置不是實際的位置）、狀態（想跟上、想離開、想一個人、想融入團體....），再判斷自己需不需要積極地陪伴落隊成員。但有一種落隊狀況是，其他團體成員積極地想要跟落隊成員一起玩，但落隊成員其實沒有那麼想玩，這時候我們就要思考在玩耍中到底怎麼判斷「積極同意」了。
為了要了解怎麼判斷積極同意，我認為我們有必要從DvT如何建立遊戲空間，以及遊戲空間的操作基本原則談起。
首先，當我們在操作DvT時，我們不會直接說這是一個治療，也不會說我們在“治療室”裡做什麼，而是將這個空間稱為“遊戲空間”（但我自己現在更喜歡“玩耍”），一個有品質的玩耍要成立，需要包含四個要件，分別是：免於傷害、虛實之間、互相同意、角色轉換。我自己在回顧自己的DvT學習過程時，會發現這四件事其實是需要被提醒跟被覺察的，我想起之前上表演課，老師會提醒我們要留2%的自己在演出之外，用上帝視角去看自己在演出時發生了什麼，去觀察自己在角色裡做了什麼，如此一來才有調整的可能。對我來說，DvT的遊戲空間就是一個提供自己在扮演的過程中，覺察自己與觀察他人的場合。
在DvT的玩耍中，有很多當抽離以後，會覺得有點危險的時刻。就像那個老掉牙的例子：David（提出整個DvT宇宙的人）和一個黑人在示範影片中的玩耍。David對著黑人叫著黑鬼，兩個人用這個名詞玩耍，要知道其他人如果不在遊戲空間的玩耍脈絡中，一定會覺得這超級政治不正確，也因此一直以來DvT和其他的戲劇治療流派看起來都有些格格不入。而DvT的玩耍過程中也有一些「說不要就是要」的玩耍，這有時候成為一種危險，人們可能會說「你們的方法太危險了」，或者也很常會有人質疑「你們怎麼能確定個案都知道這只是在玩耍，在現實生活中不能這樣做？」做為DvT實踐者，我發現這其實是一個很需要話說從頭的故事，我們不能只是說「可是個案在玩耍過後有好了一些」，我們也不能只是說「這是在練習增加彈性的方法。」
會想要談如何從玩耍中學習積極同意，大概也是因為此時此刻台灣正在燒著metoo議題，在這裡面我們看到很多受害者沒有積極同意，而加害者卻認為這只是在表達好感的過程。但如果我們不要把這個狀況集中在「性騷擾」或「性侵害」這件事上，如果我們把焦點放到霸凌，或者不要講到霸凌，而是日常的人際互動上，即使撇開性別，我們也可以看到男性之間的阿魯巴文化、或者傳統華人家族中「我是為你好」的價值觀，甚至是我開頭提到的自己為了獲得團體歸屬感，而缺少「積極同意」的時刻。在我的DvT學習脈絡中，好像也是從很表象的積極同意，一路走到現在，也好像在受害者、加害者、旁觀者、加害者共犯或者受害者支持者的位置來回地轉換。我想這也才是比較符合實際狀況的吧，沒有人會永遠都只待在某一個角色裡，而是在不同角色之間穿梭來回，只是個體能不能覺察到罷了～
因此我們得要說回在遊戲空間中，我們如何練習積極同意。而這其實也與一個有品質的玩耍的四個要件有關，那就是「免於傷害、虛實之間、互相同意、角色轉換」。
免於傷害優先於另外三個要素是有原因的，我們永遠都要記得我們的自由背後伴隨著責任，這個責任就是我們不能傷害他人，也不能讓自己受傷。當團體裡有人真的受傷（包含生理與心理）時，帶領者是否能覺察？並且示範如何讓所有人在用自己覺得舒適的方式展現自己的同時，又不至於傷害到他人。剛開始學DvT時，我自己很常會犯下無意間傷害到他人的錯誤，做為一個帶領者由於太想要展現自由玩耍的精神，很多時候是會“嚇到”團體參與者的，因為參與者其實還沒有直接開始玩耍的能力，當帶領者表現得太積極，或者少了一些等待時，就會讓參與者卻步。但彼時的我，還缺乏這一層的覺察，現在回看過去的很多團體，都會發現團體的消亡(impasse)很自然地發生在成員遭受到傷害卻不知道怎麼表達的時候。
因此，在DvT的玩耍中，「積極同意」其實是很重要的，但這個積極同意說起來其實有點玄，我們還是會有「說不要其實是要」的時刻，我們還是會有「一邊說愛你、一邊揍你」的時刻，我們還是會有說的與做的呈現相反狀態的時候，這都是我們在促進團體的技巧。因此DvT的積極同意更像是一種「聞空氣」的能力，更像是一種我把我自己隔離出來看我們的意識，更像是一種不一定要言傳的互相尊重。做為帶領者，當我不知道要做什麼的時候，我會寧願多一點在觀察，我會寧願做一些小一點的動作，我會寧願大家離遠一些，或者就回到協同聲音與動作（Unison sound & movement）。不要急著去推進、不要急著去定義、不要急著讓誰成為玩具，即使團體成員看似已經準備好了，即使團體成員已經鎖定要跟誰玩比較好玩了，我還是會拉開彼此的距離，先觀察一下團體的動力。因為DvT認為團體會有它固有的形狀，那是因為每個人在團體裡也有習慣扮演的角色，但這個「習慣」不一定有積極同意，可能就是一種約定俗成。
我想起我們這次最後一天的大亂鬥團體，有一段是我在場上，我們大家本來好像只是像小動物一樣躺在地上，互相堆疊、推擠，然後我被壓到最下面，好像大家覺得這樣跟我玩耍是好玩的，我自己也覺得很有趣，但當大家離開我的身體，我一個人躺在圓圈中央，頭髮、衣著凌亂，我忽然有一種我很殘破不堪的感覺，這時候有人拍拍我、有人幫著我整理衣服。我本來有點期待，不確定繼續往下發展，大家要怎麼面對這個角色，這時候有一個夥伴上台把我拍掉，場上畫風就轉走了。這好像也是這個團體的某一個慣性，但在這邊我就先不討論了。
我想針對我自己在那個位置時多說一些，我要先聲明，現場沒有任何大郡受到傷害。
很多時候大家會對受害者提出一個疑問「如果你當下真的覺得不對勁，你怎麼不說？」或者「如果你已經知道對方是這樣的人了，你為什麼不逃？」但我想更多時候，受害者在當下其實是會像我這樣的，一開始也許只是好玩，一開始也覺得應該沒有什麼危險，一開始也覺得這應該只是友好的表現。我相信與我互動的人不會傷害我，這是作為人很良善的價值，這個信念不應該被檢討。但這個互動在某一個時刻越過了互相同意的那條線，於是我心裡可能會開始有警覺，但這個警覺可能還很微小，甚至我還會覺得自己小題大作，或者我不敢相信眼前這個人正準備要傷害我，又或者就像團體裡大家真的只是有著很大的想要和我玩耍的慾望。一但事情失控了，又沒有人察覺，或者事情沒有被說開、沒有被檢討，那麼有些人就會以為自己可以繼續這樣跟他人互動，而對傷害到他人不自覺。
那個時刻之後，我其實想到一些事，如果團體裡有夥伴其實曾遭受過被團體霸凌的經驗、如果團體裡有夥伴曾經遭受過嚴重的性騷擾甚至性侵犯，他們會不會在那個當下產生創傷反應？我想起那個取代我的成員，怎麼樣為了替我報仇於是把我拍下台，我想到那些受害者如何必須一個人面對這一切，於是在那個當下選擇抽離，事後又被說成「你當下怎麼不反抗？」當我躺在那邊的時候，有一部分的我，其實在想著「我們剛剛經歷了什麼？」「在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即使這只是玩耍，我都必須要這樣釐清我自己了，我不知道如果這是發生在現實生活中，對受害者而言，這會有多痛、多難以忍受。
於是，我現在在這裡寫下這篇文章，我想說的是「積極同意」絕對是需要練習的，尤其是在華人的文化裡，這可是一個連路邊歐巴桑覺得你家小孩很可愛，都可以隨便伸手捏兩把的社會，我們的人我界線就是如此地不清。而在DvT的玩耍中，我們可以在一個免於傷害的環境中練習這件事、預習這件事，看到自己的身體界線，看到自己遇到類似事件時的反應，看到自己是會迎合還是會直接拒絕，看到自己看到別人的拒絕是會退一步，還是會直接說對方在傲嬌，看到每一個人的身體界線，學習不同方式的應對。我還是覺得只有當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尊重身體界線的重要，對自己的身體界線有覺察，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不舒服以後，加害者才會漸漸消失，因為他們也只能被同化，他們也必須學習尊重他人的身體界線。但這條路也真是道阻且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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