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現在的我來說,職能治療督導很像是在幫我設定一個停損點,而DvT督導就是在抵達這個停損點之前,我可以再嘗試做些什麼。但兩邊好像也都在提醒我,做完該做的,其實也就夠了,該放手的時候,也不要緊抓著。於是好像終究還是得要回到那個很原始的議題「我的所思所想,到底是為了當事人,還是為了自己?」
通常我在計算要拿出來督導討論的個案的時間,大概是1個個案30分鐘,職能治療督導每次會有3小時,可以把我手上的所有困難個案都討論過一輪,而DvT督導只有1小時,因此大概需要準備2個個案。距離上次職能治療督導是三個月,DvT督導則是兩個月,這幾個月以來,我和個案們工作的狀況說不順利好像也不是,但就是一直有些卡住。有很多卡住,我都會在職能治療督導裡面處理,因為說穿了這些卡住其實也不一定跟技術有關,更多時候其實還是跟網絡的合作或者心衛中心的組織架構有關係。
與個管的合作
因為在中心裡,個案管理是社關和社工的業務範圍,因此我這邊接案通常都是個管先與個案建立關係,也有了處遇目標以後,發現這個目標可能沒辦法在定期追蹤中完成,再考慮要轉諮心、護理或職能治療。目前如果是有明確的生活目標的,大概會轉職能治療,不然就會先以穩定情緒、抒發壓力為目標轉介諮商心理師。護理師還是會回到比較基本的症狀判斷與就醫、用藥穩定。於是很多時候,即使我可以用職能治療的臨床推理去推斷這個階段怎麼做比較好,但主要的處遇走向,還是會因為不同的個管而有差異。
每次更換個管,不只是我要重新和個管討論目前的介入方向,個案及其家屬也要重新適應個管的態度,並且重述自己的期待,而這些期待,也會隨著個管對這個工作的認知,而可能得到完全不同方向的回應。在這每個更換社工,或者我自己覺得有些介入方向真的母湯的時刻,如果我無法直接與個管溝通,就需要仰賴外督的建議協助。不過,其實對我來說,真的讓我覺得個管很雷的大概就幾個,一個是個管只想著要把個案送進醫院或者送進住宿機構;另一個是,個管其實沒有辦法好好地了解個案的人際互動模式、生活模式,而是直接說「個案很亂」,但也說不出什麼叫「很亂」;最後一個,大概就是把自己的想法灌在個案或家屬身上。
剛好我現在手上就有個個案,已經追了1年多,在這之中個案換了2次社關,接著又因為照護級數的關係,換到心衛社工手上,現在又因為業務調整,再次更換社工。我自己從一直以來的介入,可以觀察到個案的情緒起伏的原因,也一直在試著和個案討論怎麼做情緒覺察,不要讓情緒太影響自己的行為。因為個案的家人總會說個案情緒不穩定,就希望把個案送到醫院去,因此在和訪員和社工合作時,我們都會留意怎麼樣抓到那個微妙的平衡,讓個案可以多做自己一點,但也不要對家人產生太多的干擾,一直到最近個案換了社工,事情忽然往一個奇怪的方向走去。於是,我在職能治療督導中,又再次盤點了自己一直以來的介入是否仍有不足的地方,但同時督導也提醒我,需要留意到體制對不同工作人員的限制,該放手的時候還是要放手,我記得那天督導最後的結論就是,「這就是一個斷捨離的過程」。
與家庭一起工作
體制上,雖然個管工作屬於訪員和社工,但遇到更願意多推一點的個管時,我就有機會可以跟家人合作。當然也有那種個管也不知道怎麼合作的家人,也是會推到我這邊來就是了XD
但在社安網的建置裡面,心衛中心還是以個案為中心,因此與家人的合作,也會面臨是否必要,以及家人無法被視為獨立個體,而只是中心在協助個案時的阻礙因子或促進因子。在這種脈絡下,我的兩位督導都時常會提醒我,要看到家庭動力對個案的影響,但方向還是不太一樣。在職能治療督導時,督導會明確地要我判斷,這時候與家人工作的必要性,用更大白話的說法就是「家人是不是我的個案?」我自己認為在這樣對話的過程中,我重新看見的是,我是不是太過要求家庭要成為協助個案的促進因子;以及我是不是太把某一些不好合作的家人視為個案,需要被調整、改正;又或者,我是不是太弱化家庭成員,並認為他們需要我的協助才能減輕痛苦?
而DvT督導則會用另一種問句方式來跟我討論這個過程,比如:督導會問我,「那妳有機會在那些和家庭相會的時刻,做點什麼嗎?」我想起一直以來,我在實踐DvT時的提問,「如果我們知道,眼前的人離開這裡以後,要面對的世界還是沒有改變,那做DvT的意義是什麼?」然後不管我問的是哪一個督導,大家給的都是類似的回答,「那至少,個案可以在這個短短的時間裡,享受一點點玩耍。」學DvT都已經快十年了,我還是一直在感覺、提醒這句話對我的DvT工作的意義,對我的個案工作的意義,對我生命的意義。『如何保有那個可以玩耍的時刻』,對我來說至關重要。
在危機裡工作
今年有幾個個案和我建立起信任關係以後,願意在他們危機時刻,打電話和我討論如何度過。我在和個案討論的過程中,其實從來沒想過這樣的合作過程,在中心裡面的意義是什麼?而且這種時候,好像就比較難去想到是否符合行政流程,但在督導的時候,兩位督導不約而同地提醒了我,建置危機處理流程,以及與其他人合作的重要性。在職能治療督導時,我們針對個案的資源進行盤點,除了心衛中心以外,還有其他資源嗎?我們也一起討論個案的危機發生頻率、促發危機的事件與時機等等。在DvT督導時,督導則在聽完我的描述後,問了一句「中心主管對你這樣的介入,有什麼看法或想法嗎?」再往下,我發現督導是擔心我的做法可能脫離了一般的危機處遇邏輯,不確定在中心內這樣的方式是不是能被接受的。然後,我才意識到,我的團隊支持其實很強,基本上沒有人反對我用這樣的介入方式,大家只關心我在處理完危機以後還好嗎?其實好像是滿感人的啊~
妳想問的是什麼?
我發現我的兩個督導都很常問我這個問題,「所以,妳想問的是什麼?」有時候,我發現其實我很不會整理歸納問題,我得要把我跟個案互動的經過都講完一遍以後,才能感覺到是什麼卡住了,又或者督導在我講完整個經過以後,會跟我說「那妳想做什麼?」在最近的兩次督導中,我感覺兩位督導給的同一個問句,有不一樣的意義。職能治療督導這樣問的時候,有時候好像是在說「妳已經做完所有妳在職能治療師的位置能做的了,再往下是要去改變體制的範圍了。」DvT督導這樣問的時候,讓我感覺比較像是,「不要管體制,也不要管職能治療師業務了,在這個框架中,面對眼前這個人,你想要做的是什麼?」雖然是兩個不同方向的意義,但我覺得還是有點殊途同歸的意味,那就是「要量力而為,也要斷捨離。」我記得這次當我說完我想做的,我們討論了一些暫時很難改變的家庭動力以後,DvT督導問我:「妳有覺得妳自己做得不夠好嗎?」我發現以前我可能會覺得,「對,我做得爛透了,都做這麼多了,家庭動力還是把個案推向一個無法轉圜的位置。」但我那天是笑著跟督導說:「沒有耶,我覺得我做完該做的了,我了解這會是一個無限反覆的過程,我能做的就是在這裡,陪她(個案)。」然後督導笑著點點頭。
如果不是先做了職能治療督導,我好像也沒有辦法這麼篤定地表達。在與個案工作的這個過程中,所有的不滿、無力、不甘心,不管是對個案、對家庭、對體制,或者對自己,總是這樣一次又一次的文字梳理,整理出一個脈絡,在與督導討論之前,就先看見了一遍自己在裡面的掙扎,和督導進行討論的過程中,又針對一些細節再進行更深入的討論與反思,職能治療督導結束後,還要把整個督導過程,再簡化成一份督導記錄去核銷。如果還有力氣,就會再寫一篇像這樣的文章,去反思DvT督導的經過,當然大概是會有職能治療的內容啦~我在想,會不會這也是一種斷捨離的過程,反覆地把這些意念咀嚼再咀嚼,直到確定把所有精華下嚥以後,才能放心地把不要的渣宰丟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