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樹洞_君邑工作室

這次的督導討論了好多個案，有今年已經反覆入院的四次的激躁男子、始終達不到父母期待的憂鬱青年、找不到動機戒酒的酒鬼、住慢性病房住了30年的腦傷男子、手上都是傷痕的年輕女子、小孩不在身邊的中年媽媽、和青春期的自閉少女；現場還直接加碼浪子回頭的長照照顧者和台鐵怪客，然後在OT的督導和後現代取向的督導中，雖然用了不同的方式梳理和個案的工作，督導卻都給了我同樣的提醒，感覺也像是一種殊途同歸！？

跟OT督導做個案討論時，感覺對當事人的態度是「球來就打」，也常常會思考到比較大的體制結構如何去調整，而不單單只是回應個人。但同時間又能看到個人在整個大結構底下的困境。

比如：今年反覆入院四次的激躁男子，我們最後不是在討論如何避免反覆出入院，而是在討論一個全人狀態的穩定。也許對當事人和家庭來說，穩定就是一個月住家裡、一個月住醫院，那我們能不能接受這個狀態？又或者是從系統上來看，當事人上一次“不穩定”已經是2016年的事了，那麼這四年來他的生活狀況是什麼？我們有問過他了嗎？比如：始終打不到父母期待的憂鬱青年，我們在討論的不是如何度過當下的危機，而是如何一起工作到大學畢業，或者青年如何使用治療師，做為與父母之間的緩衝。比如：住慢性病房住了30年的腦傷男子，我們就得思考從法律層面上，如何確保當事人基本的生活品質。比如：青春期的自閉少女，督導就特別提醒要留意青春期賀爾蒙變化如何影響少女的情緒表達。

至於酒鬼、年輕女子和中年媽媽，督導協助我看到了相同的生命困境，他們的一致性在於三者都有反覆執行的困擾行為(使用酒精、物質濫用、自傷行為、不適切的親密關係及人際界線)。從目前的狀況看起來，我們好像可以期待酒鬼和年輕女子透過隔離的空間(監獄或醫院)，遠離成癮物質(酒)或行為(自傷)。而中年媽媽則是透過停止使用交友軟體，暫時解除該行為。但我們仍需探討困擾行為發生的前因，可能是對生命期待的失落、家庭動力的混亂；以及執行行為對個案而言的意義，例如:交換他人的關注、情緒的緩解、 暫時解除生活責任等等。在個案介入的過程中，專業人員會有很多推斷，但也需提醒自己推斷無法100%為真，個案的生命經驗還是需要透過與個案及家庭反覆地會談與互動，才能釐清。

然後督導完就發現，兩個思路都很快的人在討論個案時，就是很容易會跳過ABCDE，直接講到結論。或者直接把上面的圖畫出來，其實大概就差不多討論完了。這樣的缺點就是，有時候思路跑太快，別人不一定能跟上，所以自己就要先做很多工，又或者因為「球來就打」，好像比較不會去思考自己在這裏面到底有多困難，導致自己其實已經累到不行了，但還是只能扛過去。優點當然就是「殺不死我的都使我強大」，而且某程度上思路其實會很快速的分門別類，而且在一次一次的碰撞中，會形成更堅固的邏輯，但同時因為什麼球都要打得回去，因此就能有各式各樣的打擊方式，所以就形成堅固但有彈性的臨床推理邏輯了～

至於，反覆會談與互動，該怎麼反覆下去，就得仰賴我後現代取向的督導了～這次督導我們討論了年輕女子和憂鬱青年，督導到最後提醒了上次OT督導也被提醒的事情，那就是「當焦慮大到淹沒其他感覺時，人是沒有辦法想出策略甚至行動的」，因此在建立關係的過程中，緩解當事人或者家屬的焦慮，一直都是必要且優先順序很前面的事。在和後現代取向督導工作時，有別於在中心的位置或者和OT督導討論個案的快速，我感覺我有一個空間可以把所有快速跑過沒來得及細看的感受、想法排出來，在每一個小結點思考如何與個人或家庭工作，可以先撇開體制的荼毒、不急著思考診斷類型，也可以對個案或家屬翻一下白眼，再來思考自己的位置可以做一些甚麼。

我們細細地去回看我們每次的會談裡，家庭說了什麼、我怎麼回應，我對哪些價值觀或想法特別難接受，於是我怎麼樣去告訴家庭我也有我的價值觀，或者怎麼用自己的經驗讓家庭看見某一些困境可能也有出路。然後我們找出一些可能可以繼續往下工作的方向，做為父母怎麼選擇放下或堅持、做為兒子怎麼長出自己不被父母影響、做為母親如何為子女擔憂、做為女人如何可以放下家庭責任？

然後我發現，疾病診斷只是輔助，有時候我們需要疾病診斷來建立共同的語言，並且先歸納出一些相對有效的執行策略，但同時我們也必須在某些時刻放棄疾病診斷，而是回到「身而為人」的期待與失落。在這樣來來回回、反反覆覆的過程中，助人者做為一面鏡子映照出當事人的想望、期待、不可得與各種瑣碎的生活樣貌，同時間助人者可能也是那個好得剛剛好又壞得剛剛好的客體，提供當事人一些不一樣的思考路徑、執行策略、行動能量。現在想像和家庭工作，都可以拉長到1年2年了，好像也是滿可喜可賀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