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樹洞_君邑工作室

這次DvT第二階段培訓有一個對我來說非常受用的概念，「No White Lie」，這是Stephanie在美國與小孩子一起工作很多年的心得總結，關於孩子們如何面對自己親人的離去，大人如何誠實地告知孩子客觀的事實，同時又同理孩子的主觀感受。在台灣的安寧照護裡面，有一個環節是如何安慰失去親人的人，我們稱之為「悲傷輔導」，查了資料發現在悲傷輔導中，其實也鼓勵要強化死亡的真實感，但從文字看起來並沒有特別針對孩子進行說明，而Stephanie的「No White Lie」則是特別強調不要對孩子說白色謊言。

Stephanie提到謊言是由四個元素組成的，分別是Misconceptitons(誤解)、Confusion(混亂)、Training the lie(謊言練習)和Mistrust(不信任)，底下我會就我所理解的解釋這四個元素的含義。

• Misconceptions(誤解)：在聽Stephanie講述概念時，我自己覺得很像我們在CBT裡面提到的錯誤信念，例如：只要穿黑色出門就會發生壞事，或是有時候服務對象會因為一些創傷而導致認為自己全身上下都很髒，是一種將事物導向錯誤連結的過程，就像小時候我們以為襪子裡面的禮物是聖誕老公公送的一樣XD

• Confusion：有了一個錯誤連結的過程，孩子會開始對自己所看到的事物感到混亂或者困惑，在Seminar中Stephanie舉了一個幾個的例子，例如：電話那頭傳來了外公或外婆過世的消息，此時孩子看到母親的眼淚，但母親卻告訴孩子是因為過敏，而不是告訴孩子“真相”；或者受暴的媽媽告訴孩子，自己身上的傷是跌倒造成的。這會阻擋孩子了解真實的世界，甚至對這些行為產生困惑，死亡是悲傷的、暴力是令人不舒服的，但當大人擔心孩子無法承受或者自己無法承受時，便使用謊言呈現一種若無其事的態度，於是孩子便會開始學習這樣的模式。

• Training the lie：當錯誤的連結產生，孩子開始混淆外在行為與內在情緒的連結以後，他們會開始學習大人的謊言。並且在日常生活中不斷重複實踐，例如：當孩子也被暴力對待時，便將這樣的行為曲解為愛，或者也學習著大人說是自己跌倒造成的，因為“說實話”的結果可能是不好的，也因為他的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大人都是這樣的。

• Mistrust：漸漸地，當孩子習慣“說謊”以後，會開始尋求與過往雷同的行為模式，這就好像是我們在說受害者或加害者是會產生代間傳遞的一樣，但因為這樣的過程，使這個世界變得更不安全，孩子便更無法判斷該相信什麼。

在DvT實踐中，我們在嘗試的便是藉由遊戲空間中的四個元素來降低謊言的四個元素。

• Mutuality vs. Misconception：
  • 謊言是單向輸入且沒有經過雙方同意的，在「No White Lie」的概念中，謊言像是一種權力的展現，大人自己決定了想要告訴孩子的真相，並要求孩子要這樣相信。創造謊言的人是那個擁有權力的人，而被騙的人的權利被剝奪，並且受到騙子的控制。
  • 但在DvT裡面，所有的一切都是共同被創造出來的，我們和服務對象一起決定我們要相信什麼，而不是直接告訴服務對象應該相信什麼。
  • 另外，在DvT裡面，我們不會迴避客觀事實，但同時我們重視的是主觀感受。就像在創傷知情DvT中，我們的第一步是了解創傷故事，創傷是真實發生過的客觀事實，我們無法假裝它並不存在，但同時我們重視服務對象的主觀感受。

• Discrepancy vs. Confusion：
  • 有權力的一方(人、財團、政府、整個世界)會嚴格地控制真相，目標是維持對未知的掌控，因此會造成“真實”的固體化，事物進入一種靜態平衡的狀態，不可動彈。
  • 因此當我們在跟離真度玩耍時，其實目的是為了降低我們對世界的混亂感受，有點像是「聰明的傻子」或者「大智若愚」這樣。
  • 就好像我們對親近的人的愛是真的，但對方對我們造成的傷害也是真的，在DvT裡面因為離真度而允許雙重或多重事實的存在。
  • 另外，在DvT中雖然我們在玩耍離真度高的遊戲時，看似好像有些什麼象徵或者隱喻，但這些象徵或者隱喻的背後也都不是自己的解讀，而是應該丟回Playspace中看服務對象的反應做決定，我們能做的就是「將客觀事實清楚描述」。

• Reversibility vs. Training the lie：
  • 在說謊和被騙的過程中，說謊的人永遠都是擁有權力的那一方，而被騙的人(即使是白色謊言)則成為受控制的一方，當孩子在這樣的過程中成長以後，他有機會成為說謊的人，但也不具逆轉性。
  • 而DvT要做的reversibility是讓服務對象擁有主動權，在遊戲空間中理解那些沒有邏輯的誤解或者困惑，並且試著鬆動它們，例如：受家暴的孩子可能會困惑於大人的行為，誤以為家暴是一種愛的表現，但在playspace中，我們有機會可以逆轉這樣的誤解。

• Safety vs. Mistrust：
  • ​​​​​​​當謊言被鞏固以後，世界會變得更危險且未知，我們也會對這個世界失去信任。
  • 因此在DvT中我們藉由陳述客觀事實來建立安全的環境，例如：Stephanie會跟受性侵的孩子說：「爸爸這樣對你是不對的，他需要別的幫助，就像你現在需要幫助，我們在這裡會確保你的安全並且接受幫助，而爸爸也可以得到他需要的幫助。」或者她也會告訴孩子：「死亡就是他再也沒有辦法回應妳了～」
  • 孩子需要學會面對客觀的世界，並且建立自己的主觀感受，但同時還是要抑制傷害，不管是傷害自己或是傷害他人。

我在這次培訓的過程中，剛好開始了研究所的女性主義方法論的課，並且從女性主義的誕生開始談起，我自己認為在女性主義源起的許多說法中，有一個概念是非常重要的，那便是「客觀事實與主觀認知」概念的位移。人類曾經經歷過一段混沌的歲月，接著希臘哲學開始尋找人的根本，然後理性科學的思考邏輯主宰了我們，造成客觀事實與身體感受的分離，多愁善感的人被認為是軟弱的，我們開始尋求一些清楚可見的"客觀"知識，一直到今天都還大致上是這樣。

但女性主義帶我們重新思考到底何謂“主觀”、何謂“客觀”，並提出「我們所認為的“客觀”其實都是被建構出來的。」這個建構甚至強化了男女性別的特質、分工與社會地位，而在DvT中我們想要試圖翻轉的就是被“客觀”建立出來的權力，在DvT裡面很強調“治療師”只是一個玩具，甚至這幾年也漸漸不再使用“治療師”這三個字，為的便是要有意識地將主動權還給服務對象，以及放下一些「理所當然」，我自己對於這個概念的理解是，沒有人能比服務對象本人更了解自己的人生，我們能做的只是陪著他們梳理自己的人生，不是特別努力地鼓勵他們，當然也不會刻意地忽視或者貶義他們認為有價值的事，就只是「一起」。

而DvT使用的一些很老套的理論基礎，例如：依附關係、客體理論，也會讓我想起我自己在女性主義源起系列中閱讀的文本，Evelyn Fox Keller在Gender & Science一文中提出一個發現，她認為：

• 有些文化學習「主、客觀」是以人類本質而非女性元素出發，例如：藝術、愛、宗教，如此一來就能抵銷掉早期的性別認同。
• 某些文化學習「主、客觀」是以科學為立基，則會變得過度二分。如果真是如此，那麼主客觀之間的距離則需要被重新測量，而事實本身就變得性別化

如果用這個觀點去解釋DvT的那些老梗理論基礎，好像就可以理解了我們所想要努力的方向了，因為在DvT裡面我們談論的就是非常老梗的「愛」與「關係」，我自己在DvT裡面是很享受「愛」與「被愛」的，安全地被涵融、但也有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支持夥伴，是在學習DvT的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部份，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可以拋掉很多舊有的主觀認知，重新建立自己與這個世界之間的連結，並對世界產生信任，同時也願意相信自己，這個過程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而這次的Seminar也喚起了當初老媽得到癌症時我們一家人的互動模式，「癌症」對我們家來說其實並不少見，大概是因為這樣，因此當老媽在得到癌症時，我們顯得有點過份豁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一起討論老媽的病情，我甚至還去醫院照顧老媽一個禮拜，雖然後來老媽說我都睡死(我也無法否認)，但透過這個Seminar我意識到，我們家在面對這些變化時好像是真的滿健康的，走筆至此我又想起我在幼稚園就過世的舅舅，那次老媽也是直接告訴我們舅舅過世了，她需要回宜蘭奔喪，而不是用白色謊言矇騙我們。

好像是因為這樣，我可以比較容易相信服務對象是擁有能夠療癒自己的力量的，就像我在據點和阿嬤們工作時，我從來不會跟他們說「你們一定會長命百歲」這種話，相反地，我是找到機會就拼命衛教，適時袒露我的擔心，同時也在活動過程中回應他們對死亡或者失去的焦慮。而在與個案工作的過程中，我也常常會指出客觀事實，有時候都覺得我自己有點機車，但在這次Seminar過後，我好像得到了一些鼓勵。而這個認知又跟最近一次開放式對話的經驗結合，我記得在那次的反思中，關於那些對自我真實感受的陳述，以及如何點出客觀存在的事實，並且同理服務對象的主觀感受。

我想重點是擺脫「我這樣說是為你好」的枷鎖，就像我們最討厭偶像劇總是重複不斷誤會的爛梗一樣，作為一個人群工作者，我們也應該避免自己繼續製造「爛梗」，不是在一個「我是為你好」的高位，而是把人生的權力還給服務對象，即使執行上還是有困難，畢竟大多時候會想要求助的人，其實都以為並且期待他們能從治療師身上得到答案，或者能夠有人告訴他們人生該往哪裡走，有很多人群工作者也是抱持著這樣的信念在拋頭顱灑熱血，但事實上真的是如此嗎？我們好像也只能靠著不停地實踐，去找到一個我們自認為最接近真實的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