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夫曼在精神病院一書中曾提到，在某一些案例中，造成傷害的原因不是環境中隨機散布、未必會發生的事件，而是環境本身。
從電影藝術的角度來看西元1974年的《飛越杜鵑窩》，當然是一部曠世巨作，不管是演員、場景、音效、美術等等的調度，或者導演大膽啟用實際的精神疾患者參與演出，甚至是直接進入精神病院拍攝，都開立了一條先河。如果以性別二元論來說，《飛越杜鵑窩》是屬於男性的精神病院經典電影；那麼西元1999年，詹姆士．曼格拍的《女生向前走》(Girl, Interrupted)便是屬於女性的精神病院故事。但從兩部電影也可以看到美國社會對於精神疾患處置的變革。
《飛越杜鵑窩》一開場的兩個黑人警衛即吸引了我的目光，1964年美國政府才剛在政治壓力下頒布了新的禁止種族歧視的《民權法案》，彼時除了優越的白人種族以外，其他種族都是骯髒且愚笨的，在法案頒布的10年後，從《飛越杜鵑窩》裡我看到了許多刻板的種族甚至是性別印象。高大的黑人負責一些低下的管理工作，溫柔的白人女性負責在護理站裡發藥、發揮同情心“照顧”精神疾患者，從權力關係來看，精神疾患者甚至比黑人的地位更低。而故事的主角，勢必得要是男性白人，發揮他的智慧、勇氣與力量，帶領眾人穿過渾沌的迷霧，重新找到方向，最後主角可以殉道，但一定要有人因此得到力量重獲新生。因此故事最後酋長離開了，但沒人知道離開後的酋長到底何去何從，同樣的故事架構還有西元1995年的《刺激1995》，從高夫曼的角度來看，兩部電影在探討的都是全控機構體制下，居住者如何去面對自己的自由被剝奪，如何與權力對抗，以及如何發展或者壓抑自我意識。
《飛越杜鵑窩》裡除了開頭的場景以外，另外還有幾個關鍵或者說讓人印象深刻的場景，導演藉由這樣的場景，讓觀者明確看到精神疾患者自我意識的成長，從大家僅能遵守醫護人員的規範按表操課，到男主角在交誼廳看著沒有開的電視，轉播棒球比賽；接著帶著一票人開著公務車去釣魚，那種偽裝成醫生的道貌岸然；再到酋長成為專業籃下進球。利用種種的美好去襯托後面男主角被執行電療以後如行屍走肉的殘忍。1974年的美國還是一個對於精神疾患沒有那麼多了解的國家，1950年代額葉切除術因為太過殘忍退出主要治療舞台，隨之登場的便是電擊療法，雖然不形成外傷，但主要目的還是在破壞腦迴路，避免躁動。看起來雖然大大提升了病人身體自主的權益，實際上還是禁錮，當時身體治療當道，不像現今因為後現代思惟發展，有許多與精神疾患共處的方式，因此對於精神疾患者除了舊型精神疾患用藥外，對患者施行電療甚至不需要經過患者本身同意。
從美國的社會形態來看，在美國醫療更像是一種服務，而精神疾患者是無法負擔服務的一群，因此最典型的做法便是將一群影響到社會安寧的人集合起來，為他們定義不同的疾病名稱，接著以較低廉的價格安排一群醫護或者管理人員，而最簡單的管理方式便是按表操課。這就是《飛越杜鵑窩》一開始精神病院裡的人們的生活樣態，當男主角這個外來因子介入後，環境產生了變化，導致管理上的困難，也違反了護理師對於病人的想像，但在電影裡護理師被刻板地塑造成一種無可救藥的“南丁格爾”，因此即使醫生都已經開會認為男主角不具精神症狀，護理師還是認為自己應該要“治癒”他。
從《飛越杜鵑窩》這部電影，給我最大的反思是，這樣的精神病院環境是我想要的嗎？身為一個精神科從業人員，身為一個職能治療師，我總不禁對照，2017年的現在，我們對於精神疾患的了解、共處是否真的進步或者說更懂得尊重疾患者本身，亦或者很多時候，我們都還是像電影裡那個一板一眼的護理師，總是堅持把自己認為“對”的，加諸在他人身上？
就像臺灣甫結束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審查，審查會後評審委員提出了許多仍應該改變且有很大進步空間的建議，而臺灣政府聽進去了多少？有許多人權團體或精神疾患權益促進團體那認真地提倡精神疾患者的生活權益，這個社會對這些倡議有理解多少？甚或是可以接受多少？我們的精神醫療看似已經做得滴水不漏，但我總覺得那是因為多數人認為只要把這些瘋子關到瘋人院就已經了了社會責任，卻忽視了精神疾患者的社會參與，而精神疾患者的社會參與背後又需要許多照顧者(非特定指稱家庭照顧者)的共同努力。
說到這裡，本來應該結束這篇文章了，可是說到照顧者的共同努力，又讓我想起最近在朋友之間很常討論的專業自我的耗損或是大家常常在討論的burn out，其實自我耗損和burn out在照顧者身上也經常發生，而且不限於精神疾患者的照顧者，也不限於家庭照顧者，不然～行政院長也不會說出“做功德人”這種至理名言了，但身為助人工作者還可以把照顧、協助他人視為一種工作、銀貨兩訖，真的談不攏大不了不做，但身為家庭照顧者就很難真的擺脫，不過這段也已經是後話了，只能說一部電影可以看到許多面向，那大概就真的是一部好電影了吧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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